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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王二年，明郑有人来投。此时的李存真刚刚赢得武昌战役，本该高兴。但是当他看到来投奔的郑家人的时候又想起了郑成功的死，竟潸然泪下。
这泪不是装出来的，是真情流露。
郑芝龙死了，郑成功死了，为了抗清无数的人死了，如今郑家内讧起来，分崩离析就在眼前。好好的一个商人集团就这么趋于瓦解。怎么能让人不痛心呢？虽然说世事沧桑尽变幻，到头来不过是风轻云淡，可现在却没有到风轻云淡的时候。联想起自己曾经得过流感差点死了，就算没死终究会死，也有故去的一天，李存真似乎感觉到同病相怜，情感涌了上来，泪如泉涌。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真是一句真理！
李存真最喜欢的是张煌言，其次是李定国。但是，他的理性告诉他，最有前途的其实是郑成功。
虽然郑成功很多方面远不如李定国和张煌言，但郑成功或者大一点说还有他的父亲才代表着发展的方向和路标。
李存真认为郑成功和他的父亲应该都属于是资产阶级，毕竟此时是明朝，资本主义已经出现，教科书上都是这么写的。之所以他有这样的认识，原因还要从李存真不同于教科书上的历史观说起：
长期以来，众人无不扼腕叹息明朝的灭亡，认为没有清朝中国一定不会落后挨打，这个想法不一定对，毕竟海上马车夫荷兰是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挨过英法的胖揍。但是，没有清朝，中国将会提前三百年进入资本主义是没有疑问的。可惜的是，明朝的灭亡打断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使其重新变成“萌芽”。
资本主义并不是西方的舶来品，明朝时的中国便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洪武朝的时候便有了国家资本主义和民间资本主义。他们互相对抗甚至爆发了激烈的战争。毫不夸张的说，资本主义之间的博弈贯穿了明朝的始终，而明朝也最终倒在了“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前夜，新兴的资产阶级也成了明王朝的陪葬品，典型代表就是郑家父子。
大元朝的时候政府实行的都是松散的经济管理，还一直维持对海外蒙古王公大量的金银赏赐，任用色目人做生意把宋朝时大船出海好不容易挣回来的那点金银全给折腾光了。
到明朝建立的时候，政府已经没有足够的贵金属来制造货币了，甚至明朝铸造的铜钱还被民间铸为铜器保存。洪武皇爷一看，这也不是个事啊，没有货币社会经济怎么运行呢？金银朝廷是真没有，只能发行纸币——宝钞。同时禁止民间金银交易买卖。由于缺乏现代货币的管控手段，宝钞发行当年就通货膨胀，很快就没人用了。皇爷一看既然大家只认金银而海外贸易能赚金银，那就颁布海禁，禁止民间海外贸易，把海贸并入由政府控制的“朝贡贸易体系”中。这样一来，明朝政府就控制了海外贸易，获取了更多分配剩余价值的权力，这就是典型的“放活微观管控宏观”，实现了国家资本主义。
相比之下，后来英国的国有企业东印度公司的出现比中国晚得太多了。只是后来大英赢了，大家更多地关注他而已。
明朝洪武年间和明朝长期保持朝贡贸易的国家有二三十个，这些国家辐射的贸易需求是宋元就发展成熟的——西太平洋印度洋贸易圈，这是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市场的基本盘。
当时中国的丝绸c茶叶c棉布c瓷器等商品在海外的需求旺盛。这些国家在朝贡的同时都会提出贸易需求，朝贡贸易由明朝皇家内府和官方经营，出现了大量官办的瓷窑c织造，官方也会向茶户机户采购茶叶丝绸棉布来满足贸易需求，此时还有相关的匠户为使团船只提供维修服务。也就是说洪武年间的朝贡贸易使明朝出现了大量的国有企业c皇家企业，民间也形成了各种行会组织。工人阶级数量相应增加，甚至还出现了当时名为“叫歇”的罢工行为。
由于朝贡贸易不能满足海外贸易的需求，还有一部分海外贸易是靠民间走私完成的。到了明成祖朱棣上台，营建北京城，疏通运河，北伐南征使得国家的金银又不够了。
于是，郑和下西洋出现了，将大明的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推向高潮。
下西洋不仅打击了沿海的走私商人，巩固朝贡贸易体系，确立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垄断地位，扫清了亚非航线上的海盗等不稳定因素，还把整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全都纳入了明朝的势力和贸易范围，从中赚取了巨额利润。之所以没有绕过非洲去往欧洲实在是因为欧洲太穷。可以肯定的说，如果下西洋能够坚持下去，明朝绝不会亡于没钱赈灾发不出军饷。欧洲就算崛起也绝对没有能力染指明朝建立的亚非势力范围。
中国也
将成为英美苏德加在一起都比不过的超级强国。真正的天朝上国，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明朝政府下西洋搞垄断贸易发了大财，官绅看着眼馋不已。就联合起来废止了下西洋的国策。
所谓的“仁宣之治”根本就是无稽之谈，真实的情况是仁宣二宗任由文官集团摆布，导致国家财政锐减被迫放弃了安南c缅甸以及北方诸多实控卫所。此后江南的士绅与海商就联合起来垄断了明朝的海外走私贸易。开启了明朝民间资本大发展的时期。
资本主义就是代表商人以及相关利益群体的意识形态，而资产阶级就是指商人。
古代用于贸易的贵金属数量有限，所以全球贸易的规模一直起不来，大航海之后，美洲发现了天量的黄金白银一下子就把全球贸易的体量做了起来。贸易上了规模，获利自然更多。新兴的工商业者要保护自己的财产和权益就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
西班牙帝国爆发了尼德兰革命，同一个时期大明帝国也爆发了海商叛乱，就是大明世宗皇帝嘉靖时候的“嘉靖倭乱”。
一般倭寇指的是日本失败的武士对东亚沿海的劫掠，永乐时期足利幕府向明朝称臣纳贡双方恢复了朝贡关系，此后倭寇式微。
明世宗嘉靖二年宁波暴发了着名的“争贡之役”，两个日本军阀在中国的地盘上打了起来。嘉靖皇帝一生气就禁止了对日贸易。这以后，中日贸易基本全部变为了走私。
嘉靖二十六年，余桃县前朝阁老谢谦的后人是当时国际贸易的中间商，仗着家里面有关系就欠钱不还。不仅不还，还威胁这些走私商人说要告官。结果海商一听就急了，灭了谢家满门。余桃县令一看，前朝阁老全家被灭，赶紧上报朝廷，说是“倭寇”来了。
嘉靖皇帝其实知道所谓的倭寇就是走私商人，不过明朝从永乐之后由皇家主导的朝贡贸易酒杯走私商人夺取了不少利润。嘉靖正好逮住这个机会打击走私。
皇帝一声令下就捣毁了当时东亚的贸易中心“双屿港”，擒海商头目李光头c徐六c姚大等。失去贸易机会的海商终于暴发了，导致了嘉靖倭乱。嘉靖年间的倭寇入侵占了整个明朝的百分之八十。
这些“倭寇”首领其实清一色都是中国人，只有少量日本浪人夹杂其中充当雇佣兵。参与叛乱的中国人因为怕牵连家人，大多假扮倭寇迷惑官兵。捣毁双屿港的巡抚朱阔就曾经说过：当地三尺童子视倭寇为亲人，视军门为仇敌。戚继光也只是稳住了沿海的局势，打得“倭寇”不敢上岸了。所以，明朝时倭寇入侵是有的，真正酿成大患的应该是海商集团的武装叛乱。也可以管这个叫做“资产阶级革命”。只是这个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是由民间资产阶级主导的。
战争的结果是隆庆开关允许民间贸易，同时把戚继光c俞大猷等人都调到北方镇守，双方妥协收场。
但是，过了些年，民间的资产阶级开始不满明朝政府对贸易的诸多限制，再次走私。于是又打起来了！战事经过了万历c天启和崇祯三朝。最后，官兵战事不利，明朝主动招抚了海强头领郑芝龙，允许其自由通商，授予官职。
郑芝龙欣然接受明朝官职这明显就是资产阶级妥协性的体现。虽然不彻底但是海商作为一股独立的力量第一次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然而，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有意思，命运啊，无法反抗！
就在资产阶级联合文官进一步限制皇权——文官可以以所谓的“祖宗之法”的类似习惯法的东西限制皇权——的时候，清军入关了。
满清入关之后，以郑芝龙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在得到了满清朝廷允许其自由贸易的保证后“降清”，再一次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郑芝龙个人的自私自利也在其中体现了出来。
但是，大清王朝违背了与资产阶级的约定，导致海商集团也就是资产阶级在郑成功的率领之下继续“反叛”。不然的话，郑成功何以在其父倒台之后迅速崛起？就是因为有资产阶级投奔并支持。
郑成功的商业帝国模式和此时的海上马车夫荷兰，日后的日不落帝国大英如出一辙，因此一度非常强大！郑成功雄心壮志，打到南京城下。也就是李存真北上抗清追随他的那次。但是明郑海军强大陆战实在不堪，最终被击败，退回福建沿海。
历史上，康熙年间，无耻的清王朝，勾结西方列强荷兰，围困资产阶级最后的堡垒台湾岛，最终攻克了台湾岛。终于把这股明朝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海商集团灭杀了。
在本时空，武昌之战后，李存真在湖北盘桓了一些日子，这些日子是李存真“债券阴谋”的重要一环。李存真喜欢金银，喜欢做贸易，想发行货币当金融大鳄，其本质也是因为李存真北上抗清之后逐渐从一个老师或曰教师爷c教书匠蜕变成了资产阶级。主要表现就是对货币的“贪婪”。
当“债券阴谋”完成狠坑缙绅一笔之后，李存真迅速率领一部分军队回到南京坐镇，
以免缙绅掀起武装叛乱。同时，他派出一部分军队巩固徐州防御。
就这样，吴王二年，在给来投的明郑人马庆祝的宴会上，李存真看着眼前的这些人终于回忆起了自己曾经对明郑抗清的看法。
民族大义自然是我抗清的理由，但是我更想掀起一场革命，使中国社会能早一点向更高层次迈进，换个人间不也是我的追求吗？
男儿立志出乡关，不兴中华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我得好好把资本主义发展下去，为了中国，为了子孙后代。虽然资本主义并不必然导致工业革命，荷兰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却不应该让满清为祸四方。更不能让欧洲反人类匪帮横行天下！
只是，这一次一定要好好协调国家资本主义和民间资本主义之间的利益。必须达成妥协，这才能维持稳定。
只要有我在，西太平洋c印度洋贸易圈西方人就休想染指一分一毫。
宴会上，觥筹交错，推杯换盏，舞娘献舞，好不热闹，可李存真却没放在眼里，心里想得是天下的大事。
第五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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