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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的春天，向来是从“杨胡子”生长的那一刻开始的。
“杨胡子”是什么东西？
“杨胡子”是京城人对杨树在初春时节所生长出来的一种花絮的称谓。
在南方，这种东西也叫做“杨花”。
之所以京城的老百姓会把它冠以“杨胡子”的称谓。
完全是因为杨树长出来的花，毛茸茸的泛青c成串儿，像极了老头儿胡须之故。
而且很明显，就通过两地不同的称谓，便可以体现出南方北方对此物泾渭分明的观感与态度。
南方人大约比较浪漫。
注重的是这东西的诗意，喜欢杨絮纷飞如大雪漫天的美感。
京城人却比较务实。
情感上多是恨这东西生出的白毛，会无孔不入c深入浅出地乱飞。
这并不奇怪，因为京城的春季是多风的，而且风还很大。
能刮得飞沙走石，让人发如乱草，睁不开眼。
所以到时候你就看吧，京城的大街小巷，天上地下，晾晒衣服上c被褥上，水里菜里哪儿哪儿都会是杨絮。
这东西会挡住人们视觉，让人们看前面斑驳陆离c眼花撩乱。
这玩意能钻进人们鼻孔，会让人们骚痒难耐c喷嚏连天。
当它被人吸进咽喉里，又会导致咳嗽不断，伤肺又伤呼吸道。
一旦当它飞进领内或袖里，人们皮肉也便没了安稳舒适之所，只能频繁的挠痒痒。
但这仍不算完，最关键的一点，是这东西还有衍生火灾的风险哪。
如果有人愿意去查查京城消防每年有关这块记录，那绝对会是触目惊心的感受！
总之，“杨胡子”这可恶的家伙借助风力散播的杨絮，简直就像无赖一样。
既打不走也骂不跑，黏黏糊糊c腻腻歪歪。
给京城人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太多的不快与不便。
不过说起来比较有意思的是，从1980年3月份到5月份，这个正在闹“杨胡子”的京城，社会状况竟然也神似一样的应季。
真就像杨絮漫天似的，既有那么一点的浪漫，也有扯不清的纠缠，理还乱的困扰。
浪漫主要充斥在大学校园之中，或是说发生在年轻人群体之间。
这个时期的大学生，以及社会上的年轻人具有两个特点。
一是身心都处于急剧转变观念的潮流之中，对生活和未来开始拥有多元化的思考和渴望。
二是许多人因为历史的原因耽误了时间，如今都面临着成家立业的需要。
所以对他们来说，除了已经蔚然成风的诗歌热c文学热c外语热c电影热c跳舞热c邓丽君热以外。
顺理成章热起来的，还有谈恋爱这件事。
于是有心人开始发现，高等学府已经不再是纯粹钻研学问的严肃场所，公园角落里一男一女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了。
在年轻人中间，不但诞生出一个用来形容人的新词儿——“很开放”。
互有好感的青年男女之间，那原本遥远c隔阂的界限，也正在借助一种较为委婉的亲近方式开始拉进。
要知道，当时搞对象的人，非常保守，可不敢在大庭广众下明目张胆的拉手c搂抱。
但肩并肩漫步的过程里，他们的手臂却往往会紧靠在一起，而且都会向后背着。
这样做，便可以实现最大程度的亲近，以体现出俩人之间非比寻常的关系来。
这应该也算是一种民间智慧的创新应用。
只是与渴望变化的年轻人完全不同。
这个时期，其他群体却几乎都在因为身边正在发生的，或即将发生的巨大改变而感到焦虑不安。
比如国家的上层，就正在为我们人口爆炸的趋势忧虑重重。
为了阻止2000年我国人口超过十四亿成为现实。
这段时间中，相关部门的官员和专家们持续不断的召开人口座谈会。
来论证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可行，以及确定相关尺度。
另外，由于“伟人”在这段时间发表讲话，宣布可以分期付款购房。
以及“外汇兑换券”作为购买力超然的第二货币，在我国开始正式流通。
也让长期在分房福利政策和物资配给制上占有优势的一些阶层，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困惑和无所适从。
还有文
艺界的意识形态之争，也正在愈演愈烈。
此时的李谷依，正因为演唱了一首《三峡传说》的主题曲《乡恋》，而饱受业界的批评和质疑。
与喜欢她歌曲的众多普通观众不同，许多专业人士认为，她所擅长的抒情演唱方式不健康，格调低劣。
但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她好歌太多，名声太大，太受观众的喜爱吗，所以枪打出头鸟罢了。
谁让《歌曲》杂志评选出的那世无双首听众喜爱的歌里，她一个人就占了四个呢？
不打她打谁？
就连社会最基层也无法幸免。
在工作里，国有大中型企业显得步履蹒跚，沉疴难愈。
不为别的，十年来，有不少工人们养成了偷奸耍滑的习性。
都变成了善于怠工，吃大锅饭倍儿香的滑头。
偏偏由于体制的限制，企业领导无权对这些工人实行实质性的经济处罚。
于是在干活全凭自觉的环境下，这些落后份子，仍旧我行我素。
并且对上级领导毫无尊重和忌惮之心。
每天不是乐此不疲的装病c打牌，就是嘲笑领导与那些好好工作，认真负责的人。
这就导致，一些老鼠屎坏了整锅粥。
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赖一个样。
不但让渴望恢复旧日荣光，努力工作的人日益心冷。
也让国营企业人浮于事，越来越丧失活力。
而在生活里，京城老百姓也正日益感受到，由城市人口急剧增长所引发的不便，以及由价格体系动摇传来的震荡。
毫无疑问，城市人口暴涨是知青大返城的必然结果。
从1978年到1980年的三年，京城以每年几十万人的速度，容纳这些从异地归家的青壮年。
京城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孩子属于这个群体，因此没有人能够抱怨。
就拿扇儿胡同2号院来说吧。
继宁卫民之后，边家的二儿子边建功，米家的大闺女米晓冉。
也都在这个春季回到了家里，把户口都迁回了京城。
于是，不但工作岗位的缺口越来越大，返城知青有了“待业青年”的雅号。
京城的市政体系和服务业也深陷在超负荷运转之中。
无论坐公共汽车c上街买东西，澡堂子洗澡，洗发店里理发，照相馆照相，还是饭馆里吃饭。
这些人们的基本需求，全都变成了困难重重之事。
以宁卫民的家门口儿来看，无论前门大街c大栅栏c鲜鱼口c还是打磨厂。
作为京城的闹市区，几乎从早到晚的人满为患。
而八大员们的工作态度，当然因此变得更加粗暴和恶劣。
本来还算可以的社会秩序也因为无所事事的青壮年越来越多，变得重新混乱起来。
在京城的任何角落，每天都在发生争吵，甚至是动手干仗的情况。
偏偏就在这个时期，计划经济的价格体系也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开始松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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